老中医范维乾：大话超级科学的大国中医

大家都说用现代科学促进中医学现代化科学化。逼得“老中医”不得不走出电视剧，有请人们摘掉有色眼镜，去见识一下什么叫超级科学！谁见过以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血肉之躯构建的绝无仅有、举世罕见的反反复复、子子孙孙实验不息的“天然实验室”？谁见过举国历代知识精英们“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前赴后继，呕心沥血，所打造的大国中医？为什么说“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因为它具有超级科学的先天基因。比如“天人合一”生命观，认为人与大自然和社会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这是今日科学界所未知、有待虚心学习的前沿科学。“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我们必须排除惯式思维的桎梏，树立东方大国中医的自信，开拓21世纪医学科学与生命科学的新纪元！

一、西医传入

十六世纪，邓玉函著《人身概说》，介绍西医学的解剖生理学。王肯堂著《疡科准绳》，记载了来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西医骨骼形状和数目。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东印度公司船医李文斯顿在澳门开设诊所。1835年，美国传教医师伯驾在广州开办了博济医院。之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门户大开，西医学长驱直入，到了20世纪初，西医学的医院、诊所、医学院校、医学杂志，遍及整个中国了。其后，西医学如日中天，突飞猛进，成为我国主流医学，中医学退居二线，治未病养生保健，渐趋衰弱。

西学中与全盘西化

1956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举办了首届高级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简称“西学中”。1958年11月18日，党中央就“西学中”批示卫生部党组：“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引自《中国医学史略》）。“西医学习中医已形成群众运动，离职学习中医的西医达二千三百余人，在职学习更加广泛”，“特别要加强中西医结合，加速创造我国的新医药学派”，“西医学习中医是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关键”，“争取尽快培养出一些高明的理论家来”（引自《红旗》杂志总第44期）。“目前，西医学习中医已成为风气，全国已经举办了37个西医学习中医的离职班”（1960年4期《中医杂志》编辑部按语）。

1997年，科技部决定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简称973计划）。有人在“973计划中医理论专项实施情况介绍”中说：“总结建国五十多年来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历史，总体来看还处在战略还原阶段，即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剥去中医理论的哲学外壳，破解其科学内涵，还原其自然科学和医学的属性”。2017年出台的《中医药法》说：“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促进中西医结合”。2019年3月，印发了“第四批全国中医（西学中）优秀人才研修项目实施方案”，要“培养一批德业双修、中西医贯通的西学中优秀人才”（引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官方微信公众号）。

这是说，迄今21世纪，中西医并没有结合或“中西医贯通”，新医药学也渺无音讯，中医学的奥秘也没有破解。这是为什么？请听“西学中”怎么说：“对中医一向认为是不科学的，以为阴阳五行怎样能够解释生理机能，五脏六腑不符合于解剖部位，与现代医学相比，落后了一大段。有时看到中医治愈了西医所不能治愈之病则以为是偶然巧遇，原来就会不治而愈的；即使承认是中医治愈的，只认为是中药的效用，是依靠经验而缺乏理论根据的”（中医杂志1960年4期）。此说客观真实地道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科技界精英们对中医学的普遍认识，他们“承认中药的实际疗效，但认为中医的理论不科学，因而提出‘废医存药’的主张”（引自《贾得道《中国医学史略》）。1960年2期的《中医杂志·社论》指出：“一部分人只承认中医的个别经验，以为只要简单地记一些药方和针灸穴位来治病就算掌握中医学术了，不想学习中医理论，甚至于主观粗暴地否定中医理论……科学没有止境，现代科学也并不是登峰造极了……有些人企图将现代科学所未涉及的一切客观事物加以否定，显然是反科学的唯心主义。……医和药是不可分割的……过去曾有人企图将中医与中药分家，荒唐地主张“废医存药”，显然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了中医还怎能谈得上运用中药？所以，‘废医存药’的实质就是‘废医废药’，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西学中”是西医院校毕业的西医学的精英骨干和权威。他们思想深处的“西医科学中医不科学”及“废医存药”的信念根深蒂固，不可能通过中医培训就对博大精深的与西医学有天壤之别的中医学有深刻的了解。“西学中”担负着“帮助中医科学中医”的重大历史责任，顺理成章地接管了中医学界，成了所谓“中西医贯通”的中医学的骨干、发言人、决策者与权威专家。

骨子里奉行“废医存药”的“西学中”，必然“要用西医来化中医”。食物进入人体后的消化吸收、运输、变化及利用过程，是一个巨大的生命系统，中医学称为“脾主运化”。这是“西学中”全然不懂的前沿科学和超级科学，将之篡改为内脏，让脾脏器去干“脾主运化、脾气升清”工作，让肝脏器去“肝主升主疏泄、肝阳上亢、肝风内动”……，仅仅动了一下笔杆子，就轻而易举地将中医学的藏象巨系统理论推翻了，将《黄帝内经》关于中医学是人体系统科学的基本观点推翻了，置中医学于不科学的绝境迄今不能翻身！“西学中”在《中医基础理论》（“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12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中说：“脾位于腹中，在隔之下，与胃相邻”，“胃的上部为上脘，包括贲门；胃的下部为下脘，包括幽门”，“肝位于腹腔，横隔之下，右胁之内”，“肾左右各一，位于腰部脊柱两侧”……，将中医学的藏象巨系统全部变成内脏在胸腹部安居乐业，实施了伪“中西医结合”。该书又说“脾主统血……控制血液在脉中正常运行而不逸出脉外”，“脾气上升能维持内脏位置的相对稳定”，“肝气主左升”等等，请问，西医学的脾脏、肝脏有这些功能吗？西学中可以不要科学不要中华不要祖宗，总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吧，哪能打着国家的招牌胡说八道呢？难道西医师会听从你们的胡言乱语而取消切除脾脏的手术？中医学除了任人宰割，哪里还有一点点的话语权？

中医医院徒有中医之名，大行西医之道，老中医的辨证论治难见踪迹。中医药大学的毕业生是不会辨证论治的西化派接班人，“老中医”们青黄不接后继乏人。中医研究机构，不研究中医理论，只用西医学方法开发中草药，比如青蒿素治疗疟疾，这是西医学的研究成果，不但不属于中医学，反而为“废医存药”及全力打造西医科学中医不科学的舆论导向提供了坚实的实验室论证。起源于民间的老中医“无证行医”，提心吊胆，自生自灭。“西学中”几十年努力的最大成功之处，是老百姓不信中医了，“有病找西医找大医院”已经是深入骨髓的天经地义的信仰了！这意味着民间中医的“根”已被西学中拔掉了。有西学中骄傲地说：“有目共睹的是，传统中医向现代医学转变和靠拢已成为事实”（引自《世界传统医学杂志》1999年2期19页）。因此，“西学中”及其“中西医结合学派”，是披着中医外衣占着中医地盘、不懂中医却指挥中医，推行“废医存药”和全盘西化的西化派！

民间是中医学的土壤和源泉，只要“西学中”不自以为是的给它“浇水添肥”，它必然会按照自己的规律性蓬勃成长，创新发展。“西学中”热心过头，处处高人一头的要“促进帮助”中医学，反而犯了揠苗助长的错误。“西学中”打着中西医的招牌，坐大为“促进”中医学的庞大势力集团，老中医请求人高马大的“西学中”集团法外开恩放中医学一马，就谢天谢地感恩不尽了！君不见人工豢养的野生动物渐趋退化，要放归大自然吗？

中医学的头条是唯物辩证法

1960年4期的《中医杂志》说：“必须注意研究中医理论……如不注意理论研究就不能推动这一科学的发展”，“所谓现代科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最高科学，也包括了许多各种自然科学……如果有人认为现代科学就只是现代自然科学，那是极不全面的；如果有人认为现代医学就是现代科学，那就更不全面了”。

现代科学的头条，应该是唯物辩证法及其普遍联系，这是一切科学的母科学、基本科学，是物质运动的规律性。《黄帝内经》没有唯物辩证法一词，但它把唯物辩证法千言万语一句话，凝聚于藏象之中，通过藏象理论，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人体生命之中。笔者将之归纳为十六条：联系性、物质性、矛盾性、统一性、时空性、层次性、凝聚性、社会性、多样性、可变性、稳定性、控制性、有序性、系统性、过程性、恒动性。

系统科学必然具有层次性，层次性贯穿了整个中医学。比如，《黄帝内经》说：“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这是用心在内肾在外的层次性认识人体生命。中医学的“心与肾”是有丰富内涵的巨系统，蛋白质与细胞是物质结构，称为“肾精”，肾精是元气的载体，肾精释放元气而发生生命活动，称为“心火”。赵晴初说：“人身内外作两层，上下作两截”（伤寒论新註34页），“心”的含义之一是“中心”，“肾”的含义之一是“周围或四周”，心在中心为内，肾在四周为外，物极必反，心由里出表，肾由表入里，谓之“心肾交济”。心主血脉，动脉血灌溉四周而心部于表，肾主水液，组织液回归静脉而肾治于里。在中医学中，此种“上下内外表里虚实升降寒热”等两两相对的情况比比皆是，笔者称为“两分观念”，也就是层次性。凡物质运动必须保证有序性，有序则彰，无序则乱。比如道路交通的左来右往，在人体则是左升右降，中医学称有序性为肝喜疏泄条达，称有序性阻滞为肝气郁滞、肝气不舒。广义脾主运化指生命运动变化，必须保障有序进行，谓之肝木疏土。若肝气郁滞，影响脾土运化，谓之肝木克土伐脾。在腰椎间盘突出时，在肿瘤癌症时，病灶处的病理学变化是有序性紊乱，患者的思想包袱是有序性紊乱，故治疗癌症和椎间盘突出等等病症，调理肝气非常重要。由此可见，中医学其所以能够治病，是因为它是遵循唯物辩证法和自然规律性的高级生命科学！中医学通过藏象巨系统，把十六条运用于它的理论与临床实践之中，这正是它屹立东方千古不衰的科学性的根源！

《黄帝内经》说：“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故主明则下安……以为天下则大昌”，“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昭著，上下和亲”，明确指出，人体是一个宏观层次（管理机制）和微观层次（百姓细胞）共同组成的社会（天下），宏观与微观是普遍联系的整体，笔者称为人体互联网。中医学是人体社会科学和系统科学。恩格斯说：“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张瑞生《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6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可是，西化派与之大唱反调，要“剥去中医理论的哲学外壳，破解其科学内涵，还原其自然科学和医学的属性”，这属于哲学的辩证唯物论正是中医学赖以为生的“骨架”，一部中医学就是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之活学活用的典范。一旦“剥去”，还有中医学吗？还美其名曰国家重点研究和“现代科学”，可悲可叹愚昧啊！

人体互联网和宇宙自然界是普遍联系的。脾主运化和外环境的湿度有关，谓之“脾恶湿喜燥”；肺主降与地球引力同方向，谓之“肺宜降、肺气肃降”；肝喜疏泄条达如同春天植物萌发，谓之“肝木喜疏泄条达恶郁滞”；中医学所说的“肾阴”指人体生命运动的制动、控制系统，如同刹车、闸门一样；自然界有电梯、飞机之升降，人体当然也有“升降”，自然界的大山有向阳一面和背阴一面，桌面为阳，反面为阴，人体怎能无阴阳？自然界有水有火，人体当然也有水亏与火亢之情。将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引入人体科学之中，这正是《黄帝内经》及其“老中医”们的高明睿智之处，他们创造的以藏象巨系统和人体互联网为特征的中医学才是真正的高级人体自然科学！可惜，一些炎黄子孙们捧着金饭碗讨饭吃，以为西方的月亮大又圆，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把西医学抬高为唯一的“现代科学”，在“中医现代化”的口号下，干着令人不齿的“全盘西化”！中国自然科学界必须为中医学正名排座次！

实验室方法是观察局部和微观的利器，不能观察藏象巨系统。如前所说，脾主运化包括胃肠道的消化吸收、血脉（心脏、血管、血液组成的巨系统）的运输、细胞内的氧化过程，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和系统。实验室可以实验脾主运化的各个细节即微观层次，但不能在实验室里实验脾主运化、肝主疏泄等宏观科学。要反过来，用中医学宏观层次的藏象巨系统、人体互联网去“拿来”微观，“拿来”西医学的实验室成果，即钱学森所说的“用中医来化西医”。

凡社会科学、系统科学，都必须普遍联系，其研究方法必须是思辨式论述，也就是大脑的综合、分析、判断、联系、决断过程，而大脑的神经精神活动，这是当今最高级的科学。不懂中医学的西化派却认为思辨式论述不科学，用实验室方法取而代之，等于对中医学封口缚手，扼杀了它的话语权和创新权。百年来中医学抱残守缺，故步自封，再无建树，就是因为西化派封杀了思辨式论述！叶天士的“外感温热篇”是纯中医的没有实验室数据支持的创新性论文，放在今天，能在官方中国中医药刊物上发表吗？新黄帝医学的创新性开拓性论文你们敢发表吗？国家对新黄帝医学高度关注，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等平台上向全球权威发布，被我国学术界誉为“中国当代重大创新理论成果”，可是大搞全盘西化的中医学界与国家不能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在其官方权威媒体、会议、决议中闭口不提新黄帝医学，“老中医”对此冷热两重天现象大惑不解！

西医学的解剖生理学，详尽讲解了食物在人体内变化运动及发生营养作用的全过程，中医学则认为这是一系列的生产活动所形成的巨系统，称为脾主运化。所生产的具有生命原动力作用的能量物质，归属于肺主元气巨系统。所生产的蛋白质、脂质、多糖等建筑材料，称为肾藏精巨系统。脾主运化就是人体大生产的“土壤”，谓之“脾土生万物，脾为后天之本”。由此可见，中医学的“心肝脾肺肾”等名称，不是西医学的脏器，而是人体系统科学的专业术语，称为藏象巨系统。藏象巨系统的内部是普遍联系的，藏象巨系统之间又普遍联系为人体互联网，再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相联系，形成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

西医学的切入点是生命物质的结构与功能。迄今，人们不知道中医学的切入点是什么，这是关系到中医学是否科学的重大问题。笔者称，中医学的切入点是生命的状态即生命态。比如，活力潜藏与活力释放，分子细胞积极工作与消极怠工，血糖升高与降低，血管壁正常与脂质浸入粥样硬化等等，均是生命态。生命态不受结构、组织空间定位之局限，是蛋白质和细胞们普遍联系所形成的巨系统，中医学所说的辨证论治的“证”就是“生命态”。

抗体蛋白质、白细胞，未激活时属于肾精，一旦激活与病邪做斗争，活力释放，就不再是收藏的肾精了，而属于肺主卫气巨系统了。故《黄帝内经》说“肾上连肺”。同时，活力收藏的肾精变成了活力释放的肺气，和大自然的“地气上为云”一样，这是“上升”生命态，谓之“肝主升巨系统”。中医学认为“阳升阴降、上阳下阴”，这是根据火苗向上为阳为热，水流低处为阴为寒得出的认识。在人体，肝主升为阳，肺主降为阴，细胞积极工作为升为阳，细胞怠惰不作为为降为阴……。

核酸、蛋白质、脂质、多糖处于结构状态时谓之肾精，它们分解为核苷酸、氨基酸、脂肪酸、葡萄糖时谓之肺津。肾精与肺津都是是元气（生命原动力）的载体。它们在做功时，元气释放而化热（热能动能电能等）。肾精肺津的非正常状态谓之“三变”，一是变性，如同鸡蛋煮熟变性一样，癌症之蛋白质和细胞变为非我，就是变性。二是变形，指增厚变薄、纤维化、缩小肥大即形状的异常变化。三是变态，即便没有变性变形，蛋白质和细胞不作为的态度或过敏、过激动，都是变态。凡“三变”谓之“痰湿”病邪。比如，血脂过高，脂质浸入动脉壁形成粥样硬化，肿瘤、肝硬化、肾病等等，都是“三变”之痰湿。故有百病为痰之说。生命物质占有空间，谓之“胃主受纳”，痰湿占有空间，谓之“痰湿中阻（胃）”。故通降胃府，化湿除痰，健脾理气等，就能治疗种种“三变”疾病（痰湿之消除也要靠脾主运化）。这就是为什么西医学千变万化的疾病，中医学只用“心肝脾肺肾胃、阴阳升降”等辨态（证）论治，因为不同的疾病可以有相同的生命态，可以“异病同治或同病异治”。

上文讨论的藏象巨系统、人体互联网、生命态、阴阳升降、辨态（证）论治等等高级前沿科学，连专业的虔诚的中医人士都难知其所以然，哪些以“废医存药”为务的“西学中”，更是不得其门而入的门外汉。但他们现在是中医阵营的主人，既灭了中医又维护了身份和权力，一石二鸟，何乐不为？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对尚在襁褓以民间老中医个人之力苦苦支撑的新黄帝医学幼苗，极尽封杀之能事，其“中国中医药”媒体在索取了巨资后拒绝录制视频！

四、中西医结合冰消瓦解

“加强中西医团结合作，正是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国存在中医和西医两种不同理论体系的医学，是发展我国医学科学的极有利条件……这样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结果，就必然引起医学科学的质变，产生出我国所特有的医药学派。这就是说二加二不等于四，而是得出大于四的高级产物……新医药学派，它既不是现在的中医，也不是现在的西医，而是一个崭新的医学……加强中西医团结合作的过程，也就是创造我国新医药学派的量变过程……量变达到一定的界限，就会引起全部医学的质变。由此可见，创造新医药学派，离开中医不行，离开西医也不行，它是中西医的共同任务”。“中医和西医既然是两条腿，就必须使两条腿都健康”（引自《中医杂志》1960年4期）。

中西医结合的大前提是两个科学的平等对话和优势互补。在“用西医来化中医”及其“西化一言堂”中，中医学被剥夺了话语权，它的宏观科学的优势被熟视无睹，只有西医学单方面的微观优势，“两条腿都健康”不复存在，变成了“西学中”的单腿跳及其全盘西化，中西医之“互相渗透”的学术性结合性质被篡改为中医学的队伍人员、机构被西化派占领式“结合”，“中西医结合”中没有了中医学，国家之中西结合和创造新医药学被西化派彻底消灭了。

中医学的规律性，一是它的指导思想是唯物辩证法及其普遍联系，中医学离不开哲学；二是社会科学和系统科学；三是思辨式论述的研究方法；四是辨证论治。五是它的优势是宏观科学，在中西医结合中，必须宏观拿来微观，中医拿来西医，藏象巨系统拿来分子细胞。适用于西医学的实验室方法，不适用于宏观科学和中西医结合。也就是说，中西医结合必须“用中医来化西医”。这样才能“互相渗透，互相转化”，才能“引起医学科学的质变，产生出我国所特有的医药学派”。事实上，“西学中”对于上述中医学的规律性一无所知，当然无从谈起尊重中医、遵循中医学规律性去进行中西医结合了。

既然中西医结合在事实上并不存在，为什么中西医结合事业却如日中天、热火朝天、高歌猛进呢？这是“西学中”忙于用实验室方法开发中草药。一方面，将在中医研究机构中用西医开发中草药的行为，冒名顶替为中医研究，索取国家财力和政策的支持，维护西化派长命百岁，一方面又通过实验室向国家和人民群众证明了中医不科学和“实验中医”的遥遥无期。再者，给外科手术后的肠胀气患者等等疾病，在西医检查治疗的同时，服上了中医方药（不一定是老中医的辨证论治，而是在西医理论指导下用中药）。在强力银翘片中有中药也有西药。这是典型的“中西医两法并用”，却巧妙地偷梁换柱了中西医结合，以邀功请赏。

中西医结合的关键在于理论融合和揭示中医学的科学性。所以党中央殷切期望“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或“中西医贯通”人才。“所谓高明的理论家同高明的医生定义是不同的，这是党期待我们西医学习中医以后，不仅要会用中医的方法治病，而更重要的任务在于研究祖国医学，在医学理论上写出新的一章”（《中医杂志》1960年4期）。“西学中”是只知中医皮毛不懂中医精髓的西医，何谈高明的理论家或“中西医贯通人才”？哪个国医大师和院士敢自告奋勇说一说“中西医贯通”的心得体会？为国分忧，为创造中西医贯通的新医药学身先士卒是你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荣誉！要成为高明的理论家，必须揭示中医学的规律性科学性和创造新医药学，这是实至名归的国医大师和院士们当仁不让的第一要务！

综上所述，在华夏大地上，事实上不存在中西医结合，国家提出来的中西医结合、创造新医药学的宏伟目标灰飞烟灭了。2019年3月两会期间，印发了“第四批全国中医（西学中）优秀人才研修项目实施方案”，这是“西学中”在全力掩盖中西医结合失败的真相。中西医结合虽然鸡飞蛋打了，但是它却取代或封杀了中医学理论的研究，堵死了“高明理论家”即老中医的民间生成之路。

清末有丁福保说：“吾国医学，谬种流传，以迄今日，不能生人而适足以杀人”。1898年郑荣在《湘报》发文说：“血肉之躯，未殒于西人巨炮快枪，早殒于中华腐草朽木矣，未亡于西人利战巧斗，早亡于中人望闻问切矣”。1929年，国民政府通过了时任卫生部科长余云岫的“废止旧医”提案（以上引自《湖南中医学院《中国医学发展简史》）。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华夏子孙们必须看清楚，来自清代丁福保、余云岫之流的“废医存药”虽然已经臭名昭著，却摇身一变为“西学中”、“中西医结合学派”、“用西医来化中医”、“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促进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剥去中医理论的哲学外壳”、“中西医贯通”等等粉墨登场了。从清代到如今，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废医存药”万变不离其宗，长命百岁，大行其道！

五、新黄帝医学

钱学森说：“用西医来化中医，我认为那是错误的，而是反过来，用中医来化西医，把西医的结果全部拿过来，吸取到人体科学里来”。1997年，《中国医药学报·增刊192页》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医现代化的障碍来自中医学”，2000年《科学中国人12期》发表了“黄帝陵前话中医”，2003年《中华新医药5期》发表了“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2016年3月《今日中国·两会特刊》发表了“21世纪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中医学”，2016年G20峰会海外版特刊《点赞大中华》发表了“新黄帝医学创新理论横空出世开创中医新纪元”，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特刊》发表了“丝路中医再现汉唐盛世”，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医药特刊》发表了“中医学的‘心’理论”。钱氏所说的“用中医来化西医”，终于亮相登台了！

宏观与微观，因为这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口头语，却忽略了其中寓藏的“宏微规律”：微观是基础，微观决定宏观，微观升华宏观，微观升华系统；反过来，宏观涵盖微观包容微观拿来微观，系统拿来细节、局部、过程。凡社会科学与系统科学，必然遵循“宏微规律”，人体亦然。“宏微规律”决定了中西医结合必然是老中医们用中医拿来西医，使西医走向中医。“老中医”不是个人，而是来自《黄帝内经》和历代中医学家一脉相承的民间中医人士！

近年来分子细胞学突飞猛进，展现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的生命世界。中医药学怎样面对现代生命科学，宏观理论怎样面对微观理论，成为一个世纪大难题，分子细胞成为中医药学难以跨越的大山！正如国家所说必须“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中医药学必须承前启后自我更新，自我复苏，提出能够面对现代生命科学的创新理论，中医要复兴，理论是先导！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民间“老中医”们终于睡狮惊醒，浴火重生，以新黄帝医学的超级科学的新面貌新身姿，走向现代走向世界！新黄帝医学在新时代的重大使命，就是创建中西医“贯通一体”的“大国中医”即人体系统科学！开创21世纪人类医学科学与生命科学大突破大提升大飞跃的新纪元！为此，将中医学放归民间，松绑解缚，取缔“大管家的促进”，是最科学的举措！